《晋商史料全览·晋城卷》序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晋城市政协主席  殷理田

晋商是明清之际活跃于欧亚大陆的山西商人的通称。2003年,山西省政协做出征编晋商史料的决定,晋城市政协积极响应,并于200510月,成立了《晋商史料全览·晋城卷》编委会。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,经过市县两级政协组织的共同努力,晋商史料的征编工作取得丰硕成果。透过已征编的史料,我们对泽州商人的形成,对泽州商人构成的具体情况,对泽州商人行商实践中形成的商业文化,都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。有些理念和经验,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,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晋城市古称泽州。古代泽州将商人分为黑行商人和白行商人,黑行商人是从事煤炭和铁业生产的商人,白行是除黑行以外从事商品生产和金融贸易服务的商人。白行商人又分为坐商和行商,坐商是在本地从事商品生产和金融贸易服务的商人,行商是走出本地从事生产和商品金融经营服务的商人。俗话说:“黑行兴,百业兴。”黑行的盛衰是泽州商品经济和商人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。作为晋商主要组成部分的泽州商人,主要指的是行商。从社会实际看,兴盛数百年的商业家族,无不与行商有关。泽州地处太行太岳两山之间,植被茂密,雨量充沛,动植物众多,矿藏丰富,开发较早。丰富的自然资源,悠久的开发历史,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,为明清至民国以行商为主体的泽州商人的形成和发展,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在矿藏资源方面,对泽州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种类有三。一是铁矿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泽州就是全国最主要的产铁中心之一。成书于战国的《山海经》载,“虎尾山阴有铁矿。”虎尾山,就是今天泽州太阳镇的一座小山。古代,大阳镇一带,漫山遍野,地上地下,到处都是铁矿。从春秋战国直至清末,那里的先民以采地上明矿冶铁为主,清末才开始凿井采矿。春秋战国时使用的鼓索送风冶铁技术,一直应用到民国时期。西汉时,那里生产的阳阿剑独步于时。不独大阳,泽州所属五县,铁矿资源都很丰富。据《隋书·百官志》记载,北齐时,州属阳城县固隆乡白涧村设有冶铁局,为北齐七大冶铁局之一。宋大中祥符八年(1015),泽州冶铁课税30万两。(《泽州府冶·赋税》)元时,州属高平县王降村设有专门管理铁业生产的益国铁冶。(《元史·食货志》)益国铁冶在县北十里王降村,元大德间置铁都提举司益国冶,管勾一员,副管勾一员,司吏二名,至正间废。明洪武间,徙冶县北二十里。永乐中,奉工部勘合,为炉冶事革罢。(清顺治十五年《高平县治·古迹》)丰富的铁矿资源,发达的冶炼技术,促进了生产生活用铁器的生产,促进了铁制兵器的生产,促进了铁业生产的发展。二是煤炭。泽州先民使用煤炭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当时,先民们主要是使用露头煤冶铁。最迟至唐代,泽州先民已可于地下采煤。北宋时期,泽州煤炭广泛使用于民间。李昭遘知泽州,阳城冶铸铁钱,民冒山险输矿炭,常苦其役,为奏,罢铸钱。(《泽州府志·人物》)陈尧佐为河东转运使,以地寒,民仰石炭为生,奏除其税。(《泽州府志·人物》)由于品质优良,当时的都城汴梁广泛使用泽州煤炭,遂使泽州煤炭日输中州不断。煤炭的开采使用,除本身的发展外,还促进了铁业、硫磺等相关产业的发展。三是硫磺。州属各县,阳城、晋城、陵川具有丰富的磺矿资源,品质和储量,以阳城为最。由于有硫磺做原料,早在唐代,阳城就是我国炼丹的主要地区之一。李白在《王屋山与孟大融》诗中写道:所期就金液,飞步登云车。王屋山即在阳城县南部,诗中的金液即指硫磺,王屋山中的天坛山,向来为神仙道士向往的天堂。北宋以后,硫磺是火工的主要原料,硫磺的生产与销售,受到历代政府的严格控制,商民根据政府的公文开采冶炼,并将硫磺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。当地居民为了生活,有的将硫磺走私到与之相邻的河南等地。硫磺还是重要的医药用物质。此外,铜矿、铝矾土、银矿、锡矿等,对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,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以铝矾土为主要原料的阳城乔氏琉璃,从元至民国生产不断,行销大半个中国,北京故宫的屋脊上,都有乔氏工匠生产的琉璃构件。他们生产的孔雀兰琉璃构件,其生产工艺已经绝传。

在动植物资源方面,对泽州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有三。一是桑蚕。泽州是我国最早栽桑养蚕的地区之一。据民间传说,黄帝的妃子螺祖在泽州阳城的桑林最早发现野生桑蚕,并进行人工栽培养殖,缫丝织布,穿线缝衣,死后,被人尊称为纺织神。唐宋以后,反映泽州蚕桑的诗文不绝于史。清末民初,泽州民间还栽种土桑,饲养土蚕,所抽的丝为黄丝。所缫黄丝,除晋城、高平两县织绸外销外,阳城、陵川、沁水三县则直接运到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等地出售。从山东海边开始的丝绸之路,经泽州通往陕西、甘肃、西域,最终到达中亚、欧洲。二是苧麻。苧麻又叫线麻。泽州“地宜麻,专纺绩织布,故有大布、卷布、板布等,自衣被外,折捐价值,贸易白银,以供官赋。”(元郝经《罪言书》)由此可见,元时,泽州是麻布的主要产区,麻布的生产销售,在泽州经济生活中,占有一定的地位。泽州陵川麻绳,断烂从外向内,尤为船家所爱,陵川人遂将自己的麻绳铺,从陵川开至沿海沿江的主要商埠。三是药材。泽州向为药材的传统产区,境内山大沟深,草茂林盛,药材种类多品质好,远销河南、河北等地。与植物相伴生的马、牛、羊、虎、豹、蛇等动物资源,或皮,或毛,或肉,或药,都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,增添了一定的基础。

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,但要使自然资源变成现实的商品,并带动泽州商人走出泽州,还得有其它条件相配合。这些条件,主要有三。一是支移开中。北宋立国后,泽州是国都汴京的北屏障,太原以北就是边关,北宋与契丹、西夏的长期对峙,边关需要驻防大量军队,需要储存大最军需物资。为了保证边关的需要,中央政府命令泽州各县,将所需交纳的税赋,折实后送往边关,名为支移。程颢,字伯淳,北宋理学家,治平四年(1067)任晋城县令。“岁有近粟,例移近边,载往则道远,就籴则价高,民以为苦,颢择富而任者,预使贮粟于所以待,费大省。”(《泽州府志·宦迹》)程颢所择的富而任者,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商人。这些商人粮贱时在边关购买粮食,或于其它地方购买粮食运往边关,并在那里储藏起来,等到晋城县政府需要交纳时,再卖给晋城县政府的官吏,或代其交纳。金代政府继承了宋代政府支移的政策。陵川县龙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该寺现存的金大定十八年(1178)《重修龙岩寺碑记》载,该村村民支移,正值金国与西夏交战,村民得佛主保佑,脱离险境,回村后重建佛寺。宋金的支移政策到了明代,发展为开中制度,商民于边关纳粮等军需物资后,政府付给他们一定的盐引,让其在指定的区域销售。明清两代,山西与陕西、甘肃两省又是协饷区,泽州商人携赀携物入陕甘协饷贸易,不绝于史。二是头下军州及匠户制度的建立。金国是从部落制迅速发展成封建制国家的,在其封建制国家制度中,有浓厚的奴隶制痕迹。金代时,泽州是金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,也是金国与宋朝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,为了保证战争对铁制兵器的需要,金国的奴隶主将领将各地的匠人抓来泽州,在这里设立了头下军州。大元帝国与南宋对峙时,泽州又成了元与宋交战的前沿阵地,元代的奴隶主军事首领继承了金代的头下军州制度,建立了匠户制度,由此形成了晋城的九头十八匠。九头十八匠是异族统治者对汉族百工匠人残酷剥削压迫的产物,但对泽州铁器手工业的发展,客观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明清两代,匠户不直接为封建政府服役,而是交纳匠价银。在泽州府县两级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书中,匠价银的记载不绝于史。三是泽州旱码头的确立。元朝统一中国后,全国大市场得以建立。元帝国的建立,沟通了江南与漠北的商品联系,重启了东海与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。泽州东连山东,西达长安,与纵贯太行以东、太岳以西的两条南北大道形成双十字座。从泽州纵贯南北,又是中原腹地至漠北的捷径。马帮不北上,驼帮不南下,外地客商到了泽州,都要在这里转换交通工具,泽州城及其商道上的商镇如沁水南阳等,遂成为南来北往客商所携商品的集散地,泽州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,也就顺着这些商道,走向异方。这次晋商史料征编,我们征集到三篇反映驼马帮情况的史料,一篇是《先人马帮忆事》,一篇是《民国时期的晋城驼行》,还有一篇是《沁水驼马帮》。这三篇史料,都是作者采访当地八九十岁的老人整理而成的,基本反映了明清至民国泽州与外界商品交换的繁荣景况。

“民国时期,在高庄、赵位一带的村民中,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‘要是立了冬,肉里生了虫;要是立了夏,米糠涨了价。’现在人们一听此言,多数一时不明其意,说白了,实际是反映驼行生意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关系的。当时,晋城县城的农民除了种地之外,大多数要靠给驼行绑驮赚钱谋生。一到立冬,驼行就进入最繁忙的季节,当地农民纷纷到驼帮帮工,挣钱补贴生活,家里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,肉多得就生了虫。一到立夏,青黄不接,粮食涨价,再加上驼帮进入一年最淡的季节,当地农民失去了挣钱的门路,粮食显得越发奇贵。每当秋冬,以祁县、太谷人资本为主,大批从内蒙、晋北一带出发的驼帮,满载着口外出产的皮毛、药材,络绎不绝而来,在晋城城外大小东关、赵位一带落脚卸货,补充草料饮水,又满载着南方上来的茶叶、丝绸和当地出产的土布、瓷器、铁货等物迤逦北返。每当薄暮日落,‘叮当叮当’的驼铃声声不断,一队队的驼帮涌入驼行。这时,驼行里汽灯点得铮亮,赶骆驼的西北人把牲口依次赶入指定位置,让骆驼卧下,由当地的帮工把驮解开抬下,放入预定的货位,让货主认领。然后,西北人把骆驼赶入驼棚,或饲喂,或治病,或钉掌。”

以上这段文字,出自 李方华 先生的《民国时期的晋城驼行》。透过这段文字,我们对明清至民国泽州城作为商路旱码头的具体情况,当可窥其一斑。处于沟通东西南北商路的重要区位,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传统的手工技术所生产的产品,泽州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,和泽州商人的崛起,就成为历史的必然。

通过对征编的晋商史料的分析,我们初步认为,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泽州商人,主要由三部分构成。

一是支移开中制度形成的商人。宋金时期的支移,前文已有述及。商人将粮食等物资送到边关后,政府拿什么给商人酬资?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,晋商史料工作要取得大的进展,对这个问题必须给以尽可能的回答。陈安石,字子坚,河阳人,北宋时任河东都转运使。当时,泽州一带私盐兴盛,为了扼制私盐贩运,“出盐付民而俾之券,使隧所得贸易,鬻毕而券归,私贩为减。”(《泽州府志·宦迹》)也就是说,政府将食盐专卖的证券颁布给商人,任其在指定区域销售,卖完后,商人再将食盐销售的凭券交还给政府,以此来补偿“贮粟于所以待”的“富而任者”,为明开中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基础。政府授权下的食盐销售外,北宋时,泽州私盐的贩运也很兴盛。院人是北宋时期的宫廷画师,盘山是泽州天井关通往中州的必经之路。明人刘绩在观看宋院人画盘山图后,对太行山道的商人情况进行了描摹。“大车盘盘牵不住,小车碌碌推还去。上孤下孤日千回,不离太行山侧路。吴盐蜀米寒满箱,鸟犍耳湿筋力强。商人重货不畏虎,饭牛夜夜宿车傍。妻孥不须念行旅,橐中有金皆乐土。星餐露栉逐队行,但愿利多无所苦。道傍往来多折轴,谁人肯戒前车覆?”(《凤台县志·艺文》)巨大的利益,诱使商人不避虎狼,夜宿道旁,星夜兼程。明清两代,山西与陕西、甘肃为协饷区,泽州商人或纳粮于边取得盐引,或携资贸易随军协饷,由此造成泽州商人在西北陕甘和东南沿海做生意的特别多。张子仁,字体静,明阳城县郭峪镇人,生于弘治十二年(1499 五月十三日 ,卒于嘉靖四十四年(1566 九月十二日 。去世时,与子张纯言:男儿于天下事,直宜勇猛担当,利害惟命。嘉靖二十九年(1551),县承上司文,令里甲买马入边,一时哄然,谓身家破败系是。人欺我弱,勒我应命,我周旋应役,卒辨事。使当时退缩央觅,不知费当几何!”(《金石文献·郭峪张家金石资料》)清初大小金川战役时,泽州商人王璇、牛元善、成庄四十八套院的主人王泰来等,都曾随军协饷。买马入边、贸易协饷的结果,造成了两个结果。一方面,泽州商人的足迹远达陕甘川,西安、兰州等地成为泽州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,有的祖祖辈辈在那里行商做买卖,许多人最终落脚在那里,至死都没有回到泽州。由于条件所限,在西北的商人,生意真正做大的不多,这次征编,西北一路泽州商人的史料很少。另一方面,泽州商人由此取得了从四川、湖北行销茶叶和从芦淮盐场行销食盐的专卖权。王自振,字鸿宇,大箕楸木窊人。他“才气奇迈,壮走邺郡,营盐筴。会怀庆寇攘,民多流亡,责课闾左,至两丁办一引,公私不支,自振力请归商,民苏,而商亦裕矣。”怀庆府,就是太行山脚下的今焦作一带,向食解盐。明末,李自成义军遮断了解州至怀庆的盐道,政府要居民两丁一引,自己解决食盐问题,百姓犯难,在今洛阳一带做盐务的王自振,向销淮盐,挺身而出,代民解困,亦将自己的盐务,做到了怀庆一带。卫正身,字肖菴,泽州大箕里人,“因鹾务寄居沧州,素抱忠义。国朝定鼎初,命大臣安抚来沧,有讹传屠城者,逃匿甚众,正身不避鈇钺,挺身谒天使,复曲谕百姓,一郡贴然。”(《泽州府志·人物补遗》)明末清初,沧州是芦盐盐运司署所在地,为巨邑。这次晋商史料征编,除辑得一些文献外,其余卫家资料无点滴,仅从以上资料,我们对卫家商贾的气势,当知一二。大箕里的王家和卫家相距不远,且为通家世好,一营芦盐,一营淮盐,他们的居所,就位于清化大道之旁。芦淮食盐的引岸,主要在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沿海地区,引岸具有继承权,由此造就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泽州商人,其主要生意,大多在东南沿海。

二是携货贸易形成的商人。是指依靠携带泽州传统商品走出泽州,并以经销泽州商品为主要业务的商人。在长期经济活动中,泽州商人打造了许多传统名优产品,如大阳钢针、晋城皮金、晋城玻璃器皿、阳城犁镜、横胜山犁镜、侍郎岗铧、礼义锣锅、铁钉、铁丝网、泽州头帕、平城潞酒、阳城天地罐、泽州红果、阳城沁水的黄丝、晋城阳城陵川三县的硫磺等,这些产品,深受各地人民喜爱。泽州有些名商大贾,起初都是一般的农民,或本地的中小商人,为了谋生,或扩大自己的经营业务,携带本地生产的传统产品,出外闯荡。他们的经营业务,主要是经销泽州的传统名优产品,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如明代经营铁货起家的阳城商人李思孝、经营铁货起家的高平赵家老南院的发财老爹、清中叶发家的凤台陟椒刘家等。他们行商的首选地,一般是与太行山相邻的河南河内地区,也有的向陕西一带发展。到了河南后,或西上至湖北的襄阳、汉口,或西南至四川等省区,或向东向南至山东、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, 也有的通过运河,向北至河北、北京发展。其中,尤以向东向南发展的最多,成就也最大,具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商家,其主要生意,大多在东南沿海一带。这些商人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经营,除继续经营泽州的传统产品外,也经销当地或其它地方的产品。有的商人,如赵家老南院、侯大升老店、蕴泰号商号等,还利用当地的经济资源和生产技术,从事商品生产。侯大升老店生产的香醋、蕴泰号生产的白酒,都成为当地名优产品。泽州清初兴起的皮金字号,皮金的加工生产全在晋城,在外地设庄销售。这种经营方式,在泽州商人中是很少见的。

三是只身或携赀外出形成的商人。明清两代,泽州在外的商人特别多,有些地区,如阳城的润城三庄、晋城的尹寨河、高平的石末等,成年男子,大部分都在外做生意。这些外出经商的人员,一般都是本地的贫苦农民,在很小的时侯,就随本地在外做生意的人,到他们开设的商号做相公当学徒,学徒期满后,大部分成了伙计,做得好的还可能成为管账。有的学徒还成了掌柜,如民国年间赵家老南院的掌柜姬如海。有个别商人,机会好的话,还可成为东家,如民国年间安徽颖州府蕴泰号的创办人霍蕴年。携资外出经商的人一般是官宦的亲戚朋友,他们随着有权势的官僚外出,在官僚的庇护下,大部分做着钱庄之类的生意。

清中叶后,与晋中商人相比,泽州商人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,除了由于泽州商人没有适时应变,拓展最具活力的票号业务外,另外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泽州商人的落地生根。尹寨河环山堂是一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商业世家,从成都至汉口长江两岸的主要商埠都有它的生意字号。清末民国年间,环山堂的主人无力掌控自己的商务,许多生意字号纷纷独立,不再认其为东家。有些泽州商人,随着自己的商号,干脆落藉到所在地。抗日战争开始后,由于政局的动荡,泽州商人在外的生意普遍受到影响。1945年,晋城市全境,也就是古代所称的泽州,获得解放。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,在外的泽州商人,或落籍所在地,或返乡参加农业生产。建国后,随着“一化三改”的推进,泽州商人与全国人民一道,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。  

泽州商人在明清两代长盛不衰,并造就了一大批存续达几百年的巨商大贾,除了以上条件外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,就是泽州商人在长期经商实践中形成的商业文化。

在明清两代的商人集团中,晋商和徽商是两个重要的商人集团。支撑晋商的文化是关公文化,支撑徽商的文化是宋明理学。泽州商人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,自然要归依晋商文化,归依关公文化,以求得晋商集团的庇护。此外,泽州商人还吸收宋明理学的有益成份,形成了关公文化与宋明理学相结合的,具有独自特色的商人文化。这也就是泽州商人把自己看作是儒商的原因。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,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。宋以后,随着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,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四民的地位,商人家族的地位有所提高。李俊民是泽州金代的著名状元,他的儿子和侄儿都在洛阳一带行商,并因行商有成,受政府招募做税官。明清两代,泽州许多巨商大贾都与当地的官宦世家结为秦晋之好,百年之后都有朝廷大臣为他们撰写志表。王重新是明清之际阳城郭峪镇的巨商大贾,王家与黄城的陈氏家族就有姻亲关系。王重新去世后,为其撰写墓志铭的是刑部尚书、前吏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国史院学士、奉敕纂修《明史通鉴》副总裁官、侍经筵的白胤谦。为其书写墓志铭的,是赐进士出身、通奉大夫、刑部右侍郎加一级、前左春坊左谕德兼内翰林秘书院修撰张尔素。许多朝廷大臣出自商人之家,清刑部尚书张尔素就是郭峪商人张子仁的儿子。许多举子功名无望后步入商界,民国时期山西省著名的金石家杨兰阶,年轻时就曾赴山东曹县吉隆典当铺做学徒。最能说明明清之际商人家族与政治文化家族关系的,是阳城县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。陈家以“德积一门九进士”著称,是一个官宦文化世家。陈廷敬的高祖陈修,字宗慎,号柏山,从小习儒业。他的哥哥陈天佑中进士后,他也很想象哥哥一样,在举业上有所成就,但六举不第,遂绝意仕途,退而鼓铁。陈修的小儿子三益,也就是陈廷敬的四叔祖,“幼读诗书,长事商贾,性质方正,颇善心计,客游燕豫间,负资累千余金……后忽卒于卫辉逆旅。”(陈廷敬《故曾叔祖处士忠斋公墓碑》)如果没有陈修、三益父子的商业成就,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皇城相府,也不会有陈氏家族后来的政治文化成就。有成就的商人,除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让其科场成名外,还特别重视对其员工的教育,提高员工的文化修养。文化修养的重要内容,就是宋明理学。杨兰阶是泽州阳城县人,民国年间是山西省的著名书画金石家。清末,他在山东曹县吉隆号典当铺做相公,他的祖父临死的时候,还要他做塾师的父亲杨念先写信,叮嘱他“在外公事之暇,时艺、小楷务须留心,是亦收心之一助也。”(《金石文献·杨念先示儿书》之一)商人对儒家文化的这种追求,非亲见其书信,我们绝不敢相信。

在泽州商人的心目中,宋明理学与关公文化是合而为一的。“天地有正气,道义斯配于两间;人臣有精忠,纲常乃维乎百代。以故,封金挂印,富贵不能夺其心;取义成仁,威武尤难移其志,此汉寿侯所以严《春秋》之律道接文宣,振华夏之威功开武穆,当日扶两川日月,迄今享亿姓蒸尝也。”(《金石文献·司庄关帝庙创修碑记》)将关公目为接圣人之道、维百代纲常的英雄。“关圣大帝生漢末,籍解梁,幼而颖异,长而豁达。……执《春秋》大义犹是汉臣,视当代 君原同孺子,辩君臣之分,严内外之防。夫子之所以异于人者,不在功名之鼎盛,而在道义之维持,即至流离失所之余,犹以大义自责,而不肯少为迁就于其间。孟子曰:‘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。’古称大丈夫者,非夫子其谁与归!”(《金石文献·高平义庄镇会馆创修碑文》)将关公目之为实践宋明理学,也就是儒家学说的楷模。

这次征编晋商史料,在阳城县郭峪村,我们还见到一通石碑,碑文内容是《关夫子觉世真经》,这通碑文,收入已出版的《郭峪古村碑文集》。看了这通碑文,我们对泽州商人如何将关公文化与宋明理学合而为一,并体现在自己的生活实际中,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了。碑文说:“敬天地,礼神明;奉祖先,孝双亲。守王法,重师尊;爱兄弟,信朋友。睦宗族,和乡邻;别夫妇,教子孙。时行方便,广积阴功;救难济急,恤孤怜贫。创修庙宇,印造经文;舍药施茶,戒杀放生。造桥修路,矜寡拔困;重粟惜福,排难解纷。捐赀成美,利物救民;回心向道,改过自新。满腔仁慈,恶念不存;一切善事,诚心奉行。人虽不见,神已早闻;加福增寿,添子益孙。灾销病灭,祸患不侵;人物咸宁,吉星照临。若存恶心,不行善事;淫人妻女,破人婚姻。坏人名节,妨人技能;谋人财产,唆人寻讼。损人利已,肥家润身;恨天怨地,骂雨诃风。谤圣毁贤,灭像欺神;宰杀牛犬,秽溺字纸。恃势辱善,倚富压贫;离人骨肉,间人弟兄。不信正道,奸盗邪淫;好恶奢诈,不重俭勤。轻弃功业,不报有恩;瞒心昧已,大斗小秤。假立邪教,引诱愚人;托说升天,敛物行淫。明瞒暗骗,横言曲语;白日咒诬,背地谋害。不存天理,不顺人心;不信报应,引人作恶。不修片善,行诸恶事;官词口舌,引人盗贼。恶毒瘟疫,生败产蠢;杀身亡家,男盗女淫。近报在身,远在儿孙;神明鉴察,毫发不紊。善恶两途,祸福攸分;行善福报,作恶祸临。我作斯语,愿人奉行;言虽浅近,大益身心。戏侮吾言,斩首分形;有能持诵,凶销庆聚。求子得子,求寿得寿;富贵功名,皆能有成。凡有所祈,如意而获;万祸雪销,千祥云集。诸如此福,惟善可致;吾本无私,惟佑善人。众善奉行,毋怠厥志。”这哪里是什么《关夫子觉世真经》?分明是泽州商人的行为规范。儒家文化是重实践的,从《关夫子觉世真经》,我们又得到了一次验证。

泽州商人除理念方面的文化外,另外两个方面的文化也值得我们关注。一是制度方面的文化,包括规范东家与东家和东家与员工分配关系的股份制,包括规范员工与员工分配关系的人身股份制,还包括各个商号的行规店矩。一是泽州商人在行商实践中形成的知识经验和文化活动成果。此外,泽州商人遮风避雨、经营业务、处理公共事务所依托的商宅会馆,也是我们今天宝贵的文化财富。

经济意义上的泽州商人离我们渐行渐远,文化意义上的泽州商人向我们一步步走来。愿大家一起来关注泽州商人史料的工作,祈望《晋商史料全览·晋城卷》一书的出版,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有所裨益。

(作者:李方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