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晋城大灾纪实

民国32年(1943年),晋城遭灾,这是继清光绪三年(1877年)之后,波及晋城全县的又一次特大灾荒。同年,高平县亦受灾。次年,阳城县又受灾。据《晋城大事记》所载,是年“晋城遭蝗旱大灾,麦苗枯死,树皮草根皆食尽。本年晋城县境内有19万人口左右,人口较战前减少10万多。”而“高平县全县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、虫灾,春夏无雨,蝗虫遮天盖地,夏粮全部被毁,秋粮几种几毁,致使百姓饿死、冻死、逃荒出走10万余人”。次年(即1944年),“阳城县春旱严重,秋旱歉收,饿死人约l/4,逃亡者达30%,其中东乡一带约有半数以上背井离乡外逃谋生”。究其原因,实是由于日军侵华,境内各系军队云集,战事频繁,更加土匪滋扰,造成了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,又加上旱、蝗大灾侵袭,终于酿成了惨烈的后果。

这次灾荒距今已50多年了,但有关史料记述甚简,有失详尽,难给人以深刻印象。笔者为使人们不忘这次灾荒,遂利用闲暇,与亲历过这次大灾荒的老人们调查了解,录下以下文字。
  
  一、飞蝗蔽日
  
  晋城蝗灾,自古就有,较早而明确的记载是晋愍帝建兴四年(公元316年):“大蝗灾,百姓逃亡,饿死者过半。”唐文宗开成三年(公元837年)之后,记载较少。笔者统计了从元代至元二十七年(1290年)至1999年的709年中,泽州境内的蝗灾共15次。确切地讲是公元1290年、1472年、1513年、1528年、1537年、1617年、1639年、1647年、1691年、1837年、1851年、1856年、1857年、1862年、1943年。其中1943年的蝗灾,据今仍健在的老人们回忆,又一直延续到1945年,实际上是这三年内均有。从其发生的历史背景看,在清代社会稳定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四朝(1662—1820年)的158年中仅出现过一次。而政治腐败的明朝天启、万历年间,社会动荡的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年间,清咸丰元年至同治元年,则蝗灾出现频繁,后者11年(1851—1862年)中就出现了四次,平均2.75年一次,1943—1945年的蝗灾,即是每年一次了。从记载灾情的范围及程度上看,严重的蝗灾出现过四次。即1617年(明万历45年)、1647年(清顺治四年)、1862年(清同治元年)、1943年(民国32年),其中又以后两次范围较大。综上所载,笔者读史后初步形成这样一个印象:蝗灾发生必在夏秋温暖之际,旱年多于正常年,乱世多于治世,且甚于治世。因此认为:蝗灾虽是大自然的产物,但又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。

泽州县南村镇杨洼村王志祥老汉回忆说:民国32年蝗虫来时正是秋前,当地谷已半人高,正秀穗儿。那天我和许多人正站在村中麦场上,忽听有人高喊:“蝗虫老爷来了。”我循着人们的指向朝正东回军、谷堆头方向望去,只见连天接地,黑沉沉地像暴风雨前的乌云般一片,向我们头上压来。三二里地说到就到,不一时,蝗群遮住了太阳,光线变得比乌云遮日还要昏暗。一时间,蝗群下落,比分蜂时的蜜蜂和下鹅毛大雪时的雪片还要密集,好像整个天地间都充满了飞蝗。刹那间蝗虫落得遮严了地皮,树上、墙上、塄上爬得满满的,好像房子和整个村庄都是用蝗虫修成的一样。这时我父亲忙着烧香祷告。我当年17岁,就往俺种的那五亩谷地跑,每一步都踩在蝗虫堆里,扑哧扑哧地响。跑到地头一看,哪里还有什么谷子呢?!穗儿叶儿早不知什么时候已给吃光了,谷杆儿也倒了,只剩下半截儿硬杆歪斜着,周围地里的情形也一样,什么都给吃光了。不分平地和高坡,全都是蝗虫,沟壕、后塄的蝗虫足有半尺来厚。我敢说就是现代化的大型收割机收割起粮食来也无法与蝗虫比速度,比干净。一时三刻,几十亩、上百亩的庄稼就不见了,连野草、树叶也不见了,其危害程度真是惊人!

同村的蒋甲斗老汉补充说:民国33年闹蝗虫时我才八九岁,好奇心特强。我清楚地记得蝗虫是从南边来的,到咱村时还没有一寸长,初时全身是红色的,还只会蹦。就与平时草地里的蜢蚱差不多,只是显得更健壮有力,蹦得更远。这种虫儿就像是有纪律、有指挥一样,头北尾南,无一例外,一直向前,无一拐弯儿后退的。它们通常是向前爬行,偶尔才蹦,边爬边吃,虫多了吃起来比牛吃草还要响得多。爬着爬着,眼瞅着就脱了红壳,一下子就变得有二寸左右长,长出了翅膀。刚蜕皮后颜色较浅,在地下翻滚蠕动一会儿,眼看着颜色又变深了,变成黄褐色中颈部夹有绿色,这时气力也显得长足了,就会飞了。一旦会飞,蝗虫可就难治了,人只见其飞,看不见其落,估计一气能飞好几里。

两位老人说:蝗虫不拐弯儿,所以其为害情况有点像冰雹,是一吃一长溜。但那时蝗群幅度宽,群数多,连来几回,吃几遍,故周围很少听到有哪家幸免的。又说:蝗虫的食性是不吃瓜秧、小豆、灰蒿(即青蒿)、江豆、蓖麻,主要是危害禾本科农作物。

城区钟家庄乡尧头村的王毓华回忆道:民国33年蝗虫到本村时正好小麦已熟透,小苗有一筷子高。于是麦穗一个不剩地全给咬掉了,小苗直吃到须根上。这次蝗虫是当地出现的,生于核桃洼,五门山口和掩村一带的山头。头年秋后,蝗群飞到那里产卵籽,雌蝗于向阳硬土中以尾凿开一洞,产下一寸余长的卵袋。次年春,遍野跳蝻密出,正值灾荒,又兵荒马乱,谁也不管。致使蝗虫一天天长大,并迅速曼延开来。本村蝗虫是从牛匠方向来的,到这里时才有一寸长,还没长出翅膀。开始村民自发灭蝗虫,只知在地头扑打,后来慢慢就懂得夜里于地里升火,火光一照,蝗虫趋之,这样就省力多了,蝗虫夜间多集于墙上、塄上、灌木丛上,到那里去捉效率较高,但蝗虫多得如同恒河沙数,单靠有限的几个人去扑打太微不足道了,最终还是将庄稼吃净了。民国33年的蝗虫在当地前后共20余日,长出翅膀后,据说飞到河南去了。

老人补充说:民国34年,蝗虫还有,但在当地其数量及为害程度较前小多了。这年,抗战胜利,日本投降,晋城解放,年成也好转了。
  
  二、野狼横行
  
  阅《晋城大事记》,见本市范围内狼群为患的记载间或有之。如:明崇祯九年(1636年),“阳城野多狼,食人无数。”清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“阳城大旱,无收成,人饿死无数,且狼多为患”。清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“凤台牛瘟流行,且狼多为患”。细考其历史背景,上述情况无不是出现在战乱或灾荒之后,太平盛世绝无此事。民国32年,兵、旱、蝗灾一齐向晋城人民头上袭来,于是城乡大饥,人死无数,路多饿殍。大量的尸体无人掩埋,听任野狗随便拖吃,真像当年群众所说的那样,变成了“人吃糠,狗吃肉”的年头。在这种情况下,野狼大量繁殖起来,成群结队,危害城乡。

城区钟家庄乡南田石村的李敬达说:荒年过后,家家无粮,我家也毫无例外地为这几张嘴整日发愁。民国33年秋后,那年我才7岁,为饥饿所迫,有天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到距家不太远的村东地里挖野菜。那一带是丘陵区,土地是层层的梯田。姐弟俩除篮子外,姐姐手里还拿着一支长约3尺、前面有尖儿、尖儿后两侧各有一根倒钩的铁枪尖锚子。正挖菜间,忽听得下面地里“呼啦呼啦”响声大作,我跑到地塄边一看,妈呀,真能吓死人,下面满满—地都是狼!它们走着,嗅着,其中有些还仨仨俩俩,蹦跳翻滚,扑咬相戏。我一见大惊,喊声:“狼!”拉上姐姐就往家跑。可狼群转眼就到了我们身边,几乎所有的狼仍然照样跑着,耍着,蹦跳着,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们一样。只是内中有一只健壮肥大、虎头虎脑、只有半截子尾巴的狼,跟着我们撵来了。小孩子哪能跑过狼,三窜两蹦,眼看这只大狼就要咬住我了,这时姐姐急了,拿着手里的铁钩锚回身刺去。看来狼还挺怕这玩意儿,姐姐一扎,它返身就往回逃,于是我俩又赶紧跑。这时,狼又撵来了,姐姐就又扎,如此反复几次,我俩总算跑进院子,进了家门,这时大狼才不再撵我们了。见了大人,姐弟俩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。过了约半个钟头,外面跑进俩中年男人,每人手里拿着根尖担,腰里别着圪瘩镰,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父母:“孩子出事了没有?”当他俩知道我们平安后,都高兴地大叫:“好险,好险,,我们是岗河村人,刚才在耿窑村坡上割笆条,站在高处,看得清清楚楚,这群狼共有57只,看见冲着你家孩子这边来了,赶来救人,多亏没有出事,真是老天帮忙啊!”说完还气喘吁吁的。

那时的狼真是多啊!我家就住在村边岭子上,经常能听见窗外过狼群。那呜咽声、撕咬声、嗥叫声,伴随着杂乱的狼蹄子奔跑声,往往过好一阵子才能静得下来。通常三五只就不算回事儿,十只八只也极平常,几十只才算有了点规模。

王毓华老人回忆说:那时城关一带死人很多,半下午狼群就从乱石峰、岗河、泉头、苇园、金匠一带的岗子上进了我们村,所以半后晌就没人敢下地了。狼群还有头儿,见多了人们还给头狼起了名,有只瘸狼,名叫“兴泉”;另一只半截尾巴的,叫“没尾巴来臣”。那年头,难听瘆人的狼嗥声日夜不绝,狼不仅吃过小孩、女人,甚至还发生过一个带枪的大个子当兵的也被狼吃掉了的事。狼不仅在野外吃人,还要跑进院子、家里,甚至会场吃人。那几年,几乎每个村里都有被狼吃了的,不仅农村是这样,城里西大街还发生过白天狼衔走儿童的事。有次,如今酒厂一带众人吆喝着撵狼,狼竟在大中午从大街上行走的人群中奔窜而出了西城门。

王志祥老汉说:俺村富根他娘当时有三个孩子,大的刚会走、会爬,小的才几个月。不多久,狼两次破门而入,进家衔走了两个大的。第三次,小的在炕边坐着,一只狼叼起来正要走,被富根她娘一把抓住尾巴不放。当时他娘吓得话也说不清了,只会直着嗓子“噢”、“噢”地喊,最后还是让狼把孩子给叼走吃了。野狼为害之甚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泽州金村镇南村的刘文俊老汉说:当年我们五个男人挑着担子,正好遇见路边塄下地里9只狼撕吃一个十几岁的闺女。人早咬死了,群狼还嘴伸在腔子里掏吃肠肚,糊得满头满脸都是血,还不时相互发生抢食撕咬,那样子真是怕人。我们五个人停下来,手里抽出扁担,想下去又不敢下去。那时人肚中无食,狼却吃得膘满肉肥,真是人气衰,狼气盛。平时狼怕人,那年头的狼不怕人。邻村就有父子俩大白天在地里锄豆子,一只狼冷不防从后面咬住了儿子的脖子,其父猛听得“哎呀”一声,回头见状,举锄就刨,狼就趁其双手举锄的瞬间,扑上去当胸腹一蹄子,就把其父给划开了膛。就这样,一只狼大白天咬死了父子俩。

水东乡砖垛岭村的冯玉珍大夫说:那时我在白洋泉河行医,被狼咬住的人太多了,荒年暴月,人哪有钱延医,所以大人被咬了,也就不管了。小孩被咬了,人多惜子,还常有人拿点糠、柿皮之类的吃食找我给治。经我手救活、治好的人不少,我这一家也因此没有给饿死。

晋城民国32年以来的狼灾,一直延续到土改之后才渐渐消失了。
  
  三、疫疠肆虐
  
  考诸《晋城大事记》第251页,1944年(民国33年)载:“本月(注:7月)士敏、沁南县伤寒、疟疾、霍乱、梅毒等传染病流行。”又同书第271页载:“3月29日(注:1946年,民国35年),《新华日报》报道:入春以来,时疫流行。如阳城、沁源、屯留等地之伤寒、麻疹、天花等甚为严重……”由此可见,当时在晋城及周边县城,瘟疫流行时间长,范围大,为害重。

尧头村的王荣堆老汉告诉笔者:1944年,当地伤寒流行,沿门阖户,无分老幼,均表现为高烧不退,畏寒身重,头胀胸闷,有的恶心呕吐,发不出汗来,一时病死者极多。王荣堆之母罹病日久,偶然喝了麦粒粉碎做的煮圪瘩汤,侥幸得汗而愈。

王志祥老汉说:俺院仅害伤寒就死了好几口,内有其父、叔、婶、堂弟。最严重时周边村子里每天病死者多达数十人。荒年前,杨洼村人口有700多,灾荒过后,仅剩80人。灾异之烈,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严重的传染性与极高的病死率使当时群众十分恐惧不安,但因缺乏科学常识,仍成群结队地到祠堂庙院或村中的古槐树下烧香磕头,求神拜药。结果“神药”不神,疫情更重,染病者越来越多。

王志祥老汉回忆说:1944年春闹伤寒时他正被抓到日本劳工队里当苦力,修城墙。大概是日本人怕中国人传染上他们,也许是考虑到中国苦力都病倒了会耽误工程进度,于是给苦力们每人注射一支防疫针,所以他那次未被传染。
  
  四、世间惨象
  
  “夺吃鬼”是当地群众对民国32、33年间街头夺食者的蔑称,也是那种特殊年代内出现的特殊现象。那年头,连吃东西都得操心。一些不知情的乡下人进城,或带点儿干粮,或买个窝窝头之类,一边吃,一边走路。这时,就可能有人从身后跑上来,冷不防地劈手一把夺去,在当时食物奇贵(王志祥老汉回忆说,他家当年离开杨洼外逃时,卖东西无人要,三间房子换了一顿饭,两个姐姐在北路总共卖了五斗米)、饥饿难耐的情况下,被夺者多要去追打夺要。但不管追也好,打也好,“夺吃鬼”总是一边逃,一边挨,一边“呸”、“呸”地将口中唾液不断地吐到食物上,人以其脏,也就不再要了。而“夺吃鬼”正中下怀,一边抚着伤痛,任人辱骂,一边狼吞虎咽地享受着这夺来的“美餐”。

王毓华老人回忆说:“夺吃鬼”多是城内的饥民,七八岁至20岁以下者居多,偶有青壮年人。又说:民国31年年成不好,32、33年又连遭灾荒,天灾是一方面,其实人祸则更甚。除了日本人、国民党的四十三军等要粮催款外,铺头乡寨上还住着十三支队,他们半下午到了南田石,夜里则挨家挨户地抢。粮食都被要光抢光了。老百姓先是挖野菜,吃糠,吃枕头里装的莠糠。后来野菜、糠吃完了,就吃榆皮、草根,又往后什么也没得吃了,就出现了大批饿死人和逃亡的事。“夺吃鬼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。

笔者曾与一个当年幸存下来的所谓“夺吃鬼”在一起工作过。其人乃城内人氏,无文化,父母兄弟姐妹均饿死于那场灾荒。提起旧社会的苦楚,他十分感伤动情,却缄口讳言当年夺吃的事,可能是深以为耻。其实那怎么能怪他呢!

旧社会,晋城城外还有“万人坑”。几位老人回忆说:“万人坑”在晋城有两处,一处在古校场之南,今泽州县种子公司之西,晋城市三中之东,市粮食二部之东北。坑其实并不大,但最有名。另一处则是在尧头村以东,今木料加工厂一带,当时叫“阁老坟”。坟早年已被挖掘,仅剩下个二亩多大的土坑。“万人坑”是当年的杀人场,被杀者无人收领时,则暴尸其中。民国32年、33年饿死的人,有时也扔在那里。故群众称之为“万人坑”。王毓华老人说:有一次日本宪兵队在“阁老坟”一批就砍了26个所谓的“中国兵”。日本人军刀极快,杀人时以酒喷被杀者之面,然后挥刀砍之,极其凶残。正缘于此,所以当年人们路经此处时,无不毛骨悚然,紧走几步,离之唯恐不速,又有几个敢停下脚来细看的!

其实上述两个小小的“万人坑”哪能放得下当年饿死的人。那时,每每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突然跌倒死了。死人多时,不多远就能见到一个,大多都被扔进路两边的沟壕里,然后由负责清理的人抬出去扔到城壕里。王老说,他就见过那场面:两个清理人拿根绳子,拴住死者两腿,杠子一搭,死人头朝下,连抬带拖,招摇过市,路人掩面而行,真是惨不忍睹。城壕里死尸天天都有,引得狼群不到天黑就到了城边。所以确切地讲,当年城四门附近的城壕真正称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“万人坑”。

五、人肉大案
  
  允宪伍、原依仁、王毓华三位老人回忆说,民国32年间,粮食奇缺,人吃大糠、观音土(一种白粘土,质软,饥民磨粉为食,食后便秘难出,大便每每必须用棍子才能挖出)、草根、树皮。1944年前后,在小东关栅栏外东顺店粮食市埸及黄华街一带,一度竟有人卖起熟肉来。肉以瓦盆盛之,形同冻了的瘦肉,内夹丝丝黄油,卖者诡称羊肉(当时猪肉早绝迹了)。其叫卖曰:“一斤一毛六(注:“一毛六”系当时的日本币,上有“中日联合准备银行”字样),一圪瘩瘩肉。”时人或有买而食之者,正当饿死人的年景,难得还能买到这样的肉吃,其饥不择食、狼吞虎咽的情景可想而知,还有谁去细辨其滋味与真假!谁知这吃的竟是人肉!

案发的过程大致是这样:当时日军正盘踞晋城县城。有一天,因其大米丢失而派兵全城挨家搜查。搜至西大街营房巷周凤歧(此人旧社会当过团长)宅对门路东一尚姓院内,当时住着河南籍夫妇俩人,约四五十岁。日军在其住房的炕洞内搜出一个稻草编织袋,内中鼓鼓囊囊,装满东西,日本人以为那里面一定藏着大米,于是由两个士兵拖出来,抬到地下,往外一倒。谁知倒出的竟是九个小儿的头颅和手足!因事出意外,目睹者无不大受其惊,连那两个日本兵也吓得一蹦多高,奔出门外。于是,那对河南夫妇被抓了起来。后经详细搜查,又发现其院内厨房棚里正杀翻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,是个罗锅。当时手足已被卸掉,正剖割间,恰遇搜查,杀人者只好停下活来应付,不想被人发现。

后经审讯,人犯供出前后共杀了几十个人,而且都是儿童。其手段是:每天晚饭后,这对夫妇即到街头去转游,遇有单身儿童,身边未跟成年人者,知其饥饿,即以食物诱其至家,待其睡后杀死剖割,煮熟出售。当时审理此案的王承审员是平遥人,城内西大街人李家驹(又名李千里)作记录员。县南门外横街三星照像馆马子宽被日伪政府所雇,给这一对杀人夫妇照了一并排站立的全身像,冲洗出来后有许多人围着争看。1945年晋城解放后,太行区赵树理主编的通俗刊物《新大众》上曾刊登过此照,并加了一段文字说明。

(作者:李方华